似乎是上天的安排，母亲去世时我刚成年，难以面对死亡的猝然掠夺，因有父亲的百般呵护，打击虽然如雷轰顶，心里终究没有留下太多阴影。去年初父亲溘然离去，我四十好几，仍然如婴失乳，几近崩溃。此时我已为人妇做人母、责任、亲情一身，三股绞缆虽然断二，犹存一股牢牢维系，我才能够继续沉浮世事，不致迷失。
父亲是长子，我哥哥一生下就是长房长孙，光宗耀祖有望，祖父摆香案感谢上苍。从此老人们眼中心中只有老哥。我出生那天并无祥云瑞雾，女未大就已不中留，与受冷落的母亲被接到外公家将息。父亲终于畅所欲言，抱我在故宫路的深宅大院示威游行，口中念念有词：“女神，我的女神！”
常常自怨自艾：“老哥是香火，命根子；小妹是尾仔，娇娇女；惟我掐头去尾，居中的孩儿讨人嫌。”父亲哈哈大笑，点着我的脑门揭短：“就你最淘，麻烦最多，从小到大没少气我。”斗嘴是一回事，父亲最宠我，我俩心照不宣。
带我上街，大马路不走，非在沟沿蹦蹦跳跳；进植物园，大门不入，非要爬墙翻栏杆；别人的女儿乖乖树下捡落果，我却骑着一颤二颤的枝桠攀龙眼；去海边玩沙子，略一分神，我便溜走，在礁牙上滑一跤，小臂被锋利的牡蛎壳划开半尺长的血口子。父亲用他的大手帕扎紧，吓出一头汗水。五岁大的小人儿，以为又闯了大祸，咬牙不哭，把嘴唇都咬破了。别的我都可以抵赖，惟此事因小臂伤痕依旧，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母亲十八岁结婚，二十五岁生我妹妹时，从纤细脆弱发展到圆玉润珠，似乎为日后独挑一家重担完成体质上的储存。有父亲宽大的肩膀遮挡时，母亲可以无名地感伤，心神恍惚，手捧一本西方小说，优雅地临窗蹙眉凝思。而我们三兄妹撒欢父亲膝前，据说我时常熟门熟路眨眼间就爬到他脑袋上。同事问父亲：“你大女儿和这三个小的年岁相差有十岁吧？”父亲很开心：“啊不，那是我太太。”同事恍然，凑近耳边：“难怪与孩子们不亲，是续弦的吧？”
父亲作为右派补遗，使他工作的银行终于完成运动指标。他胸戴大红花，空着双手，在爆竹声中被匆匆塞上大卡车，说是劳动改造八个月，一去就是八年。父亲从西装笔挺的银行家谪贬为忍气吞声的囚徒，赤膊在三明露天煤矿挖煤，熬过铁丝网、岗哨、臭虫、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挣扎生存下来。亲情是父亲的首要精神支柱，其次是他的天性豁达乐观，然后是他少小离家求学求职，反哺年迈体衰的父母，扶持弟妹，荫护娇妻幼子所逼出来的自救能力。
说母亲是娇妻一点不夸张，在教会女校里，她曾是钢琴、书法、插花和服装设计的高材生。要说理财持家，父亲有多精明能干，母亲就有多糊涂。天塌下来之后，哥哥早已被祖母接管，我原就是外婆的心肝，母亲决心带着妹妹自己谋生。那个年头里，知识妇女要找份高尚职业，非会计别无他途。毫无数字概念的母亲打起算盘也许和弹钢琴一样悦耳，但她赔钱比挣钱多，还要流水般往劳改营寄炒面、猪油、衣服鞋袜，甚至极稀罕极昂贵的蛋糕。父亲收到包裹，心疼母亲的不切实际，更加珍惜地把长了寸长绿毛的蛋糕放在瓦片上烤烤吃了，奇怪的是不闹肚子。
某一天母亲又失账十五元，环视家徒四壁，顺手抓一本相册，携着妹妹搭车回厦门娘家。由大姨将赔款汇去。在厦门还是当会计，直到她病逝，她都在忍受这份磨人的、与天性格格不入的工作。
父亲保存的家书中有一封署名是妹妹，另有括弧说明是我代笔，半文半白老气横秋，那时我上二年级，已经在啃《红楼梦》。还有一封是我的“鸡毛信”，因丢失学校图书馆的借书，需赔偿五块钱，于是向父亲求援。记得我很快收到回信，先急不可耐抖出那五块钱，松了一口气，接着欣赏起写着“佩瑜我儿亲收”的信封，毕竟是完全属于我的第一封信。至于信纸上写的无非是钱来之不易啦，好好读书啦，照顾妹妹啦等等为父之言，我其实不记得了。小小年纪就已见钱眼开，真不好意思。
八年的时间，我从一个惹祸不断的小淘气包长成桀骜不驯的少年。考中学之前，我在家附近的巷口，遇见一个皮肤黧黑，皱纹像刀刻的男人，他把一手帕包的鸡蛋使劲往我怀里塞，说：“功课紧张，补补身体。”我推开他，逃回家，气急败坏禀告外婆。外婆叹气：“那是你爸爸，可怜你都不记得他了。”
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头发三七分，梳得油光水滑，雪白西装，白皮鞋，风度翩翩的呀，怎么会这样？衣服破旧也罢，头发枯槁也罢，偏偏内八字脚，还穿一双搽了白粉的力士鞋，白得刺眼而俗气，仿佛对往日好时光的谄媚和贿赂。
外婆家的洋楼处于厦门九条巷的八卦中心，我变换路线神出鬼没躲避我的亲生父亲，劳心劳力，竟然还能考上厦门一中。
周末在中学门口守候的不是父亲了，是哥哥。这几年来，学习优秀沉默懂事的哥哥是我们的偶像，由他代父亲来做统战工作，果然立竿见影。我永远不会忘记哥哥一手牵我一手拉妹妹，走向凤凰树夹荫的中山公园，远远先看见那双簌簌掉粉的白力士鞋，路标一样显眼，父亲在公园门口望眼欲穿。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父亲惟一允许自己的奢侈，平时干苦力，他趿拉着一双破军鞋。
父亲被改造掉的不仅有白西装、发蜡，还有家庭和公职。他期满回家之前，母亲经不起领导和社会压力，已和父亲协议离婚。带哥哥一起住鼓浪屿祖母家的父亲，幸运地碰上个颇通情达理的居委会，不仅很快介绍了一份重体力劳动给他，一年后满街都是戴高帽的牛鬼蛇神，有“政治污点”的父亲每天如履薄冰，却侥幸逃过此劫。
渴望阖家破镜重圆，忍受心中痛苦的父亲，拉起载货板车。从火车站到渡口约五公里，拉一趟挣八毛钱，每天两趟，四个来回，可以得一块六，不算少。上午和下午点心都是豆浆四分加馒头三分，渡轮一毛钱，午餐半斤米饭菜两毛，这已去掉五毛二，还要扣去刮风下雨的损失。最重要的是不能生病。点心和午饭都是最低限度的体力补充，须知他每天拉数百斤重物，步行二十公里，又有多年胃病史。现在父亲的算盘拨来拨去虽然只有两位数，要在小数点后面节省零头，仍须发挥聪明才智哩。偶尔空车返回时，有人搬家求载个家具什么的，就有非法的额外收入。三五毛钱罢，虽然最多只有两块钱，已是天上掉下肉包子，父亲便大大破费买半斤红糖饼干，泡一杯茶末，怡然自得给自己压惊。
一分钱磨盘大的父亲，在火车站看到一位中年教师，拎件半新的绒衣向路人求抵押九块钱。他丢了火车票，急于回老家探母病，父亲拍出十块钱，用清秀的隶书写下自己的姓名地址，说：“钱借你，方便时还我，这也是血汗钱。穿上衣服吧，天冷。”那人不久即把钱邮来，同时还有一包裹，是上品红菰和笋干。
我身上那么一点江湖义气，可以说是父亲的遗传。
当我齐整细密的乳牙脱落，继而长出一口杂乱无章的板牙，祖母微微颔首：是姓龚的没错。外婆便不无惋惜着：怎么越长越像她父亲！接着在我身上显现的基因全与母系有关：近视眼、神经衰弱、瘦骨伶仃，以及无可救药的逻辑混乱。有外婆的庇护，我每月用于买冰棒、租连环画、看电影，包括丢失的钱，大概比爸爸的零用钱还多，可不到月底我就要算计妹妹的存钱。
外婆替父亲养育了不谙世事好做白日梦的小妻子，父亲感激不尽。然而体验过严酷生存斗争的父亲，眼看我母亲一经风暴就迅速凋谢，痛心疾首决意要他的小女儿翅膀硬一些。他很想让我们知道，他领我们上动物园，给我们买新式铅笔盒，送生日小礼物的钱是怎么挣来的；又不忍让小姊妹俩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跟在他身后推车上坡。即使他舍得，还要先杀了我外婆哩。
其实我的哥哥和堂弟们，都自觉自愿当过父亲的义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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