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父亲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他离开老家山东去寻找财富。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在韩国的釜山市定居下来。
因为父亲曾在上海的一家贸易行做过学徒，所以他在韩国也靠这行起家。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父亲的生意兴旺起来，那时他的照片都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而我小时候的玩具则是父亲收集的派克笔。情况在我一岁的时候发生了变化，我被诊断为小儿麻痹症。父亲给了我最精心的照顾，我们的釜山邻居都惊讶于父亲怎么舍得花那么多钱给我治病，即使在多年以后，他们也仍叫我“金子做成的儿子”。同样，他们也惊讶于父亲的财产突然消失得那么快。
父亲的钱被骗光了
在我刚患病不久，一个远房亲戚主动帮我找了几个医生，由此获得了父亲的信任。后来他把父亲介绍给一些人，这些人说服父亲投资在釜山建一家旅游饭店，就在这个八层大楼还没有盖好之前，我父亲发现他已经掉入了一个陷阱——那些人席卷他的钱后逃之夭夭，饭店被迫停工。我父亲也被迫变卖大部分财产还债。
一个雨天的下午，父亲被迫出门卖我家的电话，那副样子，我一生难忘，那时父亲五十岁。
父亲的生意垮了，他也不再是当地华人社团的领导，惟一令他安慰的是我们的房子保住了，全家人不至于流离失所。
好在，父亲凭他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得以养活全家。他离开釜山，到其他城市做了会计。几年以后，母亲去世了，父亲回到釜山，找到一份为华人联合会收钱的工作。每天为收集这些微不足道的小数目，父亲疲于挤公共汽车，走街串巷，挨门挨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尽管父亲的工作很卑微，但他却非常在意自己的仪表。不管什么季节，什么天气，父亲总是穿着平展干净的外套和洗得雪白的衬衫，打着漂亮的领带。而到了晚上，父亲会坐在桌前全神贯注地整理当天的账目，他打算盘的速度极快，声音清脆悦耳，最后，他会欣慰地说：“一分也不差。”
父亲就是这样使我们的生活十分安逸，尽管我们的家境贫寒，家里的收入一部分来自父亲有限的薪水，这个数字还不够他以前富有时和朋友吃一顿饭的钱，另外一部分收入靠出租房屋。
我开始怀疑父亲
我上中学时开始对父亲很不满意。一天，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父亲在遭受失败后又怎样东山再起的故事后，我对父亲更是瞧不起，我在头脑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为什么父亲不能再重新开始？他那时刚五十岁，正应是一个男人的事业高峰期啊。
我开始觉得父亲每天白天忙于收集小钱，晚上用算盘一分分算账的工作是多么无聊，多么没前途，我怀疑父亲是不是因为懦弱，没有勇气重新再来。
我也不能忍受父亲对我的那些老式说教，他担心我将来在社会上无法容身，总是教育我要谨慎小心。我想他这种对生活的悲观态度，一定是受人欺骗所致，他的说教让我很不以为然。两次激烈争吵后，我与父亲陷入冷战状态，彼此不说话。
十八岁后，我到台湾去上大学，从此一直愚蠢不孝，直到许多年后，我自己也经历了许多事情，才又同父亲联系。幸运的是，我终于和父亲恢复了关系，而且就在那时，我意识到原来父亲一直都在等着我回去找他。
尽管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尽可能地写信或见面，父亲总是说话很少，许多次我问他究竟被别人骗去多少钱，他只是笑笑，什么也不说，但我们之间却似乎更了解了。
一天下午，父亲读完我的信后午睡，从此再也没有醒来，他走的时候很平静，七十九岁。
我的关节中全是父亲的心血
没过多久，我终于真正地理解了父亲。那是我四十岁时，自己的事业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我投入了八年的心血，刚刚坐上主席的位置，公司却危机重重。我沮丧极了。
一天，给祖宗上香后，我仿佛觉得父亲站在了我的面前，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我的好儿子，这没关系，你才四十岁，还可以从头开始。”
慢慢地，我从低谷中走出来，重新开始了我的事业，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王国是怎样变成碎片的，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父亲在曾经拥有那么多财富后，能够满足于后来简单清贫的日子，我甚至明白了父亲为什么在做着收钱那么卑微的工作时还如此注意仪表。
那是因为一个热爱工作的人是不会为失误解释或寻求借口的，热爱工作的人即使在做最微不足道的工作时也会兢兢业业，热爱工作的人会永远抬起头往前走，无论顺境逆境。成功或失败在他们看来都是机会的问题。
一天我乘出租车与司机聊天时，知道他的女儿在一九六四年患了小儿麻痹症，“最初，我以为只是感冒，”司机说，“可后来，我发现她不能站立，一碰她的膝盖，她就会摔倒，我想，完了，是小儿麻痹症。”
我想，司机接下去会说“她以后可怎么过呀？”但是，司机说的却是，“我想，我们要过一段节衣缩食的苦日子了。”
听着他讲这么多年来借了多少债务，我想起了父亲，当我生病时，他本来可以不用为我花那么多钱治病的，间接地因为我，父亲从家财万贯变成了一贫如洗。
我第一次意识到现在我同正常人看来并无区别的关节里原来有父亲这么多的金钱投入，有这么多的关怀与爱，我真是一个用金子做成的儿子啊。
这么想着，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滑过我的脸颊，我使劲儿忍住不让自己在出租车里哭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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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sa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