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已身罹重症。我陪着他在黄昏的校园里散步。
地有秋叶。他随口吟道：“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
我自幼就从父亲这里听妙语好词，至今半世纪，父亲已经八十三岁，可是仍是听不完道不尽，总有我不知和未闻的佳作佳话。赏此落叶，父女俩一路讨论起中国文化中的“客”字与“客文化”。
这当是中国流通者的记载。
为了求学，寻官，寻友，寻山河之妙，文化人到京城和文化胜地处流连为客。为了仕途，为了宦海沉浮，亦为了保土卫国，为了正义献身，人们又到边地和蛮荒中为客。而被多情女子所责备的“商人重利轻离别”，亦是为了商品的流动登上客旅。
我和父亲亦半生为客。
因为家贫，他骑马走出山乡后，考取所有可考的大学而无钱去上，只能上师范与银行学校。父亲在两校都是高材生。他作为毕业生代表讲话时，被作为金融家的校长缪云台看重，随之到富滇银行做了职员。父亲并不受宠若惊，相反，全班人中他是惟一不入国民党的。至解放前夕，父亲爱国恋乡，不愿随缪去美，从兹留下。
然而在一个不懂金融市场的时代里，父亲的直言和才能都受到了挫折。
在我系红领巾的时候，父亲就去了遥远的地方，到边地去办了银行学校，培养了无数的人。父亲回来探亲的时候，穿的鞋垫还是当地的女学生手签的。
二十年后，我作为“老知青”考上大学的时候，父亲才从边地回来了。而我，又开始了新的“客居”京城的生涯，这是一种在古今都令文人可羡的“客”。
又是二十年后，我回到家乡，大侄则在这一年考到上海去念书。于是，我家的“客运”就不断延续着。小侄也是要“出去”的命。我们一代代为“客”，一代比一代的客运强。
父亲说，就怕一代不如一代。我看，这在我家不会。
因为父亲的屈没，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淹没，而是一种潜沉。父亲将那青云之志，经纶之才，全心地传承给了我们。后代破土而出，有着年深月累的濡养，而非是“张狂柳絮因风舞”。
从我起，到我的小侄们，没进小学前，学的就是“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以及中国朝代纪年表等等。更不用说唐诗宋词晋文章了。我六岁自读《聊斋》。《红楼梦》即是我的“家学”，敢与“红学”研究生为对手。
寒门自有天伦乐。从小，我们三姐弟就比赛“查字典”。父亲出字，我们标出“四角号码”。书架上那一本《王云五大辞典》，带来无穷乐趣。我只知，父亲说的，发明者已到了台湾，这个人太聪明了！现在想，他的构想已经接近于电脑程序。
父亲给孩子的奖品是一块山楂糕，我是大的，自然常常吃糕。而弟弟将“牧童遥指杏花村”背成了“红头骡子戴钢盔”，则成了我家永久的笑料，直传至小侄。
自上小学，老师们几无发现我有错别字。及上大学，我也敢与人打赌问典，而几不失误。直到今年文章中“在晋董狐笔，在齐太史简”，竟被我键盘之误为“太子简”，而为上海《咬文嚼字》杂志逮着。父亲即翻开书，指出原句，说：“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来问？”
我那位“红学”研究生的男友发现，我这个女生较特别。等他陪我父亲逛了景山后，他说，父亲比我强多了，比他们有的老师还强，说我父亲是“杂家”。
那年，父亲走进故宫。宫中摆设，奇鸟异兽，他都能头头道来，何处何人何事历过，也都清楚，仿佛这里是他常来之地。去苏杭时也同样。这都是父亲的胸中丘壑，袖里乾坤。
自进京城后，我不断有幸与名师大儒结识。尊敬的长辈们总会问我：“你父亲是谁？”我明白，他们的意思，我的父亲也应当是他们一流中的人物。我的回答总是：“我父亲是无名布衣。”回家来一说，父亲说：“对，就是无名布衣。”父亲亦很高兴。因为在他的女儿身上，闪现出为人们器重的文化血缘。
在大学，我们班女生在一起吃饭，有人提出为某个为官的父亲干一杯。我也站了起来。我说，我要为我们在座的所有不为官的无名的父亲干一杯。愿他们因为有我们而有名。
我感到我出自寒士家世，也非常好，非常适合于我自强的天性。
父亲常对我说：“富贵富贵，富不如贵。富贵虽然相连。其实，富者并不一定高贵。”这使得我一生中的追求定了方向。我追求的是清贵，是“生当作人杰”。
父亲希望塑造的是英气逼人的辛弃疾，是才压群雄的李清照，总之是搏击掀发的一类风云中人，而非是对镜理妆的红裙金衩。
因此，我才八岁，当我母亲要我扫地时，我会说出：“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乎？”令父亲的朋友们笑掬。
中学时代，我写过“愿将织素手，万里裁锦绣”这样的诗句。凡教过我的语文老师，对我都另眼相看。父亲因此将我的气质奠定。
什么叫“光宗耀祖”？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就是利国安邦。当我在外求学和求业的时候，父亲从来不曾打扰我和拖累于我什么。他并不要求我为“邻里称道”，他要求的是“一唱雄鸡天下白”。
自幼背的就是：“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父亲一生酷爱书法，有着出众的清骨。如果他稍有势力或虚名，必会被封为一“大家”的，但他从不为此而争于世。
就在父亲已知其病症时，写了一副韩退之的《龙说》给我。他说，作家，就应该如龙吐气成云，云又显示出龙的灵。我发现我闯世界的运作方式，正是“龙”的方式，即：“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
不知是父亲随时为我的行为方式找到历史的依据，还是我的行为潜在地被他规范过，假如不是有他“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这样的告诫，以我这样的热情过盛，不知要搅和出多少事情。而“饱以五车书，行以万里路”，则从童年就指引我。我想像我当是昂首“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李白与徐霞客。父亲告诉我，凡大文学家，都必须如此过来。
父亲的学习是不含任何功利的，甚至也不像我们要“考大学”要“写文章”。他学而不倦，不断有新的。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走路的，一直走到今天，我还是不断地要向他咨询，甚至有时候我可以将一个意象告诉他，请他提供我合适的典或词。
人们说我的文章“有英气”，有文化渊宿，这都是从父亲身上“剥削”而来的。他是离我最近的文化泉源。
父亲为布衣为寒士，是“骨子里的文化人”，比现在的许多正板的有头脸的文化人，更“是”。
那年，我与弟弟在滇西南的傣寨插队三年后，对知青的“招工”总算开始了。城里的家长与乡下的知青们都十分兴奋。那时候，知青的信特别多也特别重要。因为都是告知招工的消息，有的家长已找到了门路，委托了什么什么人，要孩子去找。
我也收到了父亲的厚厚的一封信。知青们都说：“好啊，这下你爹准给你们找了很多门路了。”
我知道不会，也许是父亲的叮嘱，也许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事情。
然而我也错了。
我亲爱的老爹从那滇西北写来这么一封厚厚的信，只字没提“招工”的事，通篇写的是“黄历”。
原来这一年，经历文革后的国家首次出了一本“黄历”。父亲开篇欣喜若狂，说这就对了，黄历是指导农时的，在中国农村人们世代靠黄历种地，都不出什么大错。祖先的智慧，怎么是“四旧”呢？
然后，父亲开始举例说明黄历的科学性，从天文到地理，从中到外，说明了闰年闰月的重要性，说明了地球与黄历的关系。并画有图，画有表。
最后，父亲指出，新出的这本黄历上有几个明显的错误，他要求立即纠正，因为会影响农时。
信末，父亲说，这就是他写给出黄历的那个单位的长信，问我意见如何，父亲并说，如果我们这里买不到这本黄历，他将寄一本给我作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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