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知青茅屋，我只有仰天长叹。老天给我这样一位宝贝父亲，叫我如何向知青们解释？
我只有说，我父亲说，他现在还没有找到门路，正在找。
说真的，我对我的父母亲从来也没有抱过这类希望，弟妹也是。我们家规就是：自靠自。
但这封信的力量是在另一个地方显示的。
那是在大家调动回城后，我一个人守着孤独的知青院落。在一个绝望的关头，压力袭来，我曾想背起书包越境算了。那时的知青出路就是去当“缅共”，铤而走险。
然而，在收拾东西时，我又看见了这封父亲的信，黄历的信。父亲对祖国大地的执著深情，这种永世牵连的血脉，难道要从我这儿割断？
父亲在文化上是与我最近的，他这封信没有写给我的弟妹甚至母亲。
父亲将我当作了他的传人。
那时候还没有听到过“龙的传人”的话。
那时候我也还不知道，诸如陈寅恪先生这样的与中国大地永在一起的大人大典。
只有我的父亲在指引我。
我怎么能与这一切，与父亲，与黄历，成为陌路人？我怎能在一夜间背叛这一切？
不！我是为此而生的。我必须如父亲一样，哪怕流放边地，亦要心存社稷。
父亲就这样把我造成了一个“不爱国就要难受”的中国人。
这是父亲作为父亲的最大成功。这一成功，胜过我的成绩考上北大或者文章名扬四海等等。
我的父亲是中国人的父亲。这是生我的父亲，亦是我精神血缘的父亲。
我常嘲笑道，父亲有一要职，即自任“民间书报检查官”。
就在我们家人都回到城里团聚后，国家开始复兴。父亲的这一自任官职便更是繁忙。记得有一年首次在国际上展出《红楼梦》的几幅绣锦。父亲拿着放大镜对着细小的画图整日研究。他告诉我们有若干严重错失。“十二钗”的人物数目不对。各人物相应的服饰与手中细物，如扇子，笔等，也有问题。他说这不行，有关中华文化瑰宝。
父亲写了纠正的信寄去。母亲让他出门顺路带几根葱来，他却说：“你那事重要还是我这事重要？”
寄出的信无回音，父亲整天企盼，话都少了。我们都不敢再问。终于有一天他舒畅了。他拿起报纸指给我们看，在那中缝里有几行小字，是对父亲意见的认可与向读者认错的。
父亲满意了。
父亲是文化的捍卫者。他为此而生，却并不以此“谋生”。比起许多“以文化为饭碗”却在毁坏文化的人，父亲是真人真文化。
父亲在他的家乡，在他的同龄人中，在他的书法家集体里，在他选上的老年大学中，都是佼佼者，常常表演剑术，朗诵自己作的诗，参加书法展览。在他的每一幅书法作品上，落款都是“古滇宁洲进德”。
由于父亲这样的认故里，我曾随他回到老家去，拜望过父亲的中学老师，在父亲上过的中学里作过讲座。我永远是一个布衣——张进德的女儿。
在父亲一生中，他与文化相伴，超过了与亲人们的相伴。当然，父亲还有很多人在与他相伴，那年到海南，父亲提出要去苏东坡旧址，看那村庄茅舍。惜乎道路不好未成行。在文化的旅途中，秋叶也能与父亲相伴。
去年还乡，我开始了“西南联大”的艰巨工程。这件事受到北大恩师们赞同和各界称道。但我明白，走了五十年，我仍踏在父亲的足迹上。
“西南联大”，这四字是父亲自幼告诉我的。潘光旦，闻一多，刘文典等人如何讲课，如何风范，是父亲自幼对我讲述过的。我的父母亲俱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的学生，以后又是联大的校外生与追随者。
这景仰早就种进了我的灵魂。
我有布衣的父亲，我有布衣的本色。
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正是靠着这世代的无名布衣传承于山河大地，子子孙孙，因此而植根于民间的。
在生命最后的深思时刻，父亲又再度为他一生的悲痛所冲击。他临走的三天前，在宣纸上最后用毛笔写了韩愈的《马说》：世先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这句话，父亲是举着写好的条幅，含泪念给我听的。
他并不以为，儿女的成功能弥补他一生未酬的壮志。我考上北大时，父亲告诉我，他常自在深夜为自己愤愤而醒。有时他说：“你们的成就不是我的。”
89年，一场风暴袭击我的人生。父亲曾寄信给我说：“你是一个站着的人。”我常常在心底里，把这句话赠给我的布衣的父亲。他独立的人格，是留给儿女的最高财富。
那些天，面对病重的父亲，我想将明年出的一本书写一个献词，“献给我一生磨难的父亲——我是从他的肩膀上开始走步的。”可是父亲说，让我献给“恩师”。父亲引季羡林老的话说：在世界各国文化中，只有中国是将“恩”与“师”放在一起的。而编辑小桃又说，这本书当是献给全国人民的，这就是父亲常说的“天下”了。
此文写作时，父亲尚在，不须我陪，要我去写作。此文定稿，父亲走了。
此生为人，我的高峰，将不是金堂玉马，亦不是名噪一时，而是得到父亲所拥有的那份“无位有品，无名有尊”的布衣文化之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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