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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病,吓破了家人的胆。从医院回来,他的食欲大增,再加上用了太多的激素类药物,他的体重也“噌噌”地往上窜,生病前,他只有五十多斤,生病后,体重一下子增了一倍。体重增加了还不算什么,同时增长的还有他的脾气。动不动就摔就砸,竟然成了他习以为常的功课。而且我们却再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子,揪着他的小耳朵教训他了。
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都要依着他。这是爹妈给家里人定下的死规矩。
“他要杀人放火也由着他么?”面对他的无理取闹,有时我会忍不住这样想。
初中毕业,他再不愿意继续去读书。妈说,不读就不读吧,读书太累脑子。彼时,我已在北方的一所大学读书。
暑假回家,看到他正乐哉悠哉地躺在床上吹着风扇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书,火一下子就上来了,拎着他的耳朵就把他从床上揪起来:“你就这么点出息?将来你怎么养活自己?”开头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咧着嘴“姐姐姐姐”地叫,后来见我动真格儿,大手一挥就把我的胳膊甩到一边:“花花,你以为你是谁?读了个破大学就了不起了,来教训我!少烦我!我早就看你不顺眼……”
接下来,你一句我一句,我们两个吵得不可开交。妈说哪个,哪个都振振有词。
那是我们长大后彼此间发生的最激烈的一次争吵。他气哼哼地收拾起还晾在衣服架子上的未干的衣服,往小箱子里塞:“我不在家碍你们的眼,都觉得我学习不好没出息。我走,去挣钱!就不信我有手有脚的养活不了自己。”妈急着去拉他,我扯开喉咙说:“让他走!”
他真的走了。那天下午从县城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回家:“姐,我在县城一个建筑工地上找了个活儿干,都安排好了,不用担心我啊!”仿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电话里他又恢复了以往的阳光快乐。我嗯啊地答应着,眼泪却像泉水一样止也止不住地往外流。
第二天,我就收拾了大包衣服被子蚊帐去建筑工地找他。
彼时,他正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下,给架上的大工递灰。十一点钟的太阳已显示了它的威力,晒得人头皮都啪啪地炸。他光着膀子,脖子上搭了一块灰乎乎的毛巾,汗珠子豆粒儿一样从额头上冒出来。我远远地喊他,听到喊声,他一路笑着朝我跑过来。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又来了。
暑假结束时,他把六百块钱塞到我手里:“姐,在外面别太苦了自己。这些钱,是我用自己的劳动挣来的。你可以放心地花……”那钱,我没要。偷偷跑到县城给他买了一把吉他,剩下的钱,我交给了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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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底没能在读书这条路上找到方向。尽管后来我们费尽周折把他送到市艺校去又读了三年书。可在那里,他除了学会几首歌几首曲子,拿了一张毫无用处的毕业证书外,再没有什么了。
找不到工作。他还是免不了回家种田的命运。
从学校回到家的他,也没少折腾。最初依靠着我,在城里贩青菜卖。刚开始倒也像模像样,每天起早贪黑地干,一个月下来,也有千把块钱的收入。可干了没多少日子,就烦了。于是跑长途,贩水果。从北边拉了桃子到南面的市场上去卖,从南面拉了桔子到家乡的市场上批发。一年来下,竟然也赚了些钱。我们都劝他小心从事,他想做大,又贷了些钱投进去,结果那个同他做生意的老板卷了钱不见踪影,他投进去的钱,血本无归。
他一下子傻了眼,不知道如何是好。妈哭着打电话来:“花花,现在这时候,你们不帮他谁帮他?”我又气又恨,心想怎么就摊上这么个不成器的弟弟呢。结果我还是风风火火替他想办法去了。东借西凑,总算把他那几万块钱的贷款给堵上了。
有时还是会当着妈的面抱怨:“你们给我生的这个给我扛椅子的人,挺好,不知要累我到什么时候。”妈有点无奈地笑:“唉,谁让你是他姐呢?慢慢等吧,他再大点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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