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英法联军1860年占领圆明园时，67年前由英国人马戛尔尼带来的两门山地榴弹炮，正安静地摆在园内正大光明殿附近的建筑物里。它们的收藏方式与无数的玉石、罐子、钟表和珐琅器毫无二致。在乾隆皇帝及其继任者看来，这只不过是“岛夷”向“天朝上国”敬献的贡品中比较新奇的玩意罢了。
这个由伦敦方面正式派出的高规格使团，被清政府想当然地列为给乾隆帝祝寿的进贡团之一。由此引发的跪拜礼仪之争，成为此后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和历史教科书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另一个细节，就是马戛尔尼在圆明园内公开展示当时最先进的火炮，事实上已经意味着对“天朝上国”的某种潜在威胁，但最高统治者完全没有对此不安并感到警觉。他更无法预料，之后一个多世纪里，他的子孙和臣民，将不断承受“岛夷”炮火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战争失败带来的无尽耻辱。
让我们把目光对准圆明园。以侵略者贪婪的目光注视这座占地超过500英亩的“万园之园”、“东方的凡尔赛宫”，或是站在庶民的立场审视这片由民脂民膏筑就的皇家园囿，都有可能将其归罪于专制君王骄奢淫逸：皇帝们举万民供一人，却昏聩无度，贪图享乐，毫不审时度势，致使国运日下，最后导致战火纷至沓来，连自己最心爱的居所都被毁于一旦。
然而颇显吊诡的是，根据史学家汪荣祖的考察，圆明园从来不只具有游逸的功能，而是一处公务活动频繁的政治中枢。建园肇始，雍正帝即在园内重要位置兴建了正大光明殿、勤政殿，以及相应的六部朝房。他还在勤政殿上高悬“无逸”二字以自勉。嗣后五代清帝长期驻跸于此，勤奋地处理政事，勤政殿上的忙碌架势，绝不逊于紫禁城中的乾清宫。以乾隆帝为例，1775年，他在园中共居住了168天，居紫禁城105天，居承德66天，居曲阜44天。近半年时间住在别园，如果这表现的是皇帝耽于游乐倦怠国政，就无法解释所谓乾隆盛世的成因。清内阁大库档案有这样的记载：乾隆三年六月，礼部官员于初十五日五鼓时分“赴圆明园内阁朝房齐集以便带领引见”；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户部在圆明园该部朝房集议河南省田主、佃户交收租息事；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皇帝在正大光明殿设宴款待朝鲜等使节；乾隆四十六年、五十五年的殿试也在圆明园举行……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人把圆明园译成Summer Palace，实在显得有失偏颇（清帝夏季避暑一般都会选择去承德避暑山庄，那里才是真正的“夏宫”）。
皇帝的勤政，为何无法阻止和延缓国家衰败的进程？悖论的真正原因并不难找到。当乾隆帝为马戛尔尼觐见而自信地赋诗“怀远薄来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盈”时，帝国外部的世界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而他只想一心“捍卫他自己的世界秩序”。于是，皇上一心一意勤政，不免黔驴技穷；国势日复一日衰败，终于不可收拾。在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统治者的道德操守、行为方式，比起挽救国运所需的清醒头脑、政治魄力和责任感，显然是次要的。
更多的事实表明，从雍正到咸丰的五位清朝皇帝热衷在圆明园中度过生命的大部分时光，是为了寻找享乐的权力和礼教赋予的责任之间的一种平衡。但后人往往只能从1860年10月18日的那场“炼狱般的大火”后看到前者。至于华园本身的布局构造和兴衰过程，以及发生在园中的种种细节真相，已不再被关注，而逐渐湮没于历史长河中。
大火之后，圆明园的废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论是传统士大夫还是现代文人学者——心头抚不平的一块伤疤。每每谈及，或愤懑，或怅惘，亦或慷慨激昂。然而就更广大的民众而言，却意味着进一步的劫掠和损毁。张广天最新的舞台剧作品《圆明园》将此概括为“五劫”：火烧之后是国人跟在英法联军身后盗取木材的“木劫”；木劫过后，是砸烂旧宫殿、建设新民居的“石劫”和开田拓荒的“土劫”；最新的劫难则是去年的湖底“贴膜”事件。（2006年8月3日《南方周末》）这不长不短的146年间，令后人和后人的后人感到羞愧的事情，在圆明园内发生得还少么？外耻而内愚，难道不值得引起国民性之外对人性的进一步反思么？
追寻失落的历史，绝少不了史料的辅佐。从1981年夏作者游览圆明园遗址时开始酝酿，到新世纪的第一年英文版问世，20年间海内外不断有文献秘档公诸于世。1986年还需要亲自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影印的资料，到了1991年被印制成两大册出版，大大补充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能得到的文献来源。其中包含许多历史、建筑、管理、重大政治活动、皇家起居、珍宝、损坏、修缮和损毁的情况，使作者对历史细节的考证和认定，因此多了几分真切。这是史家之幸，也是读书人之幸。而费心搜集于书中的一幅幅珍贵遗址照片，同当年宫廷画家笔下的鼎盛景观分置后前，不着一字地昔今对比，更胜却千语万言。
《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虽由英文译成，却一仍作者平和晓畅的文风，全无半点民族主义的狭隘和乖张。他冷静地提醒：作为凭吊之用的遗址公园，更具悲情之美感，一旦整体修复，似旧物而实非旧物，反而会磨灭历史记忆。如果这算诤言的话，那么面对头脑发热的国人，这样的诤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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