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评价欧洲百年的文学时说,他们只围绕一个轴心转动,那就是爱情。爱情是一部作品的精魂,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动力。但《红岩》里的爱情终究抵挡不住狂飙的革命。“才子佳人”和他们的爱情,表现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只有作为对“革命”的或正或反的证明才存在。
江姐的丈夫彭松涛被害后,悬首示众,江姐看到血淋淋的头时,“热泪盈眶,胸口梗塞,不敢也不愿再看,她禁不住要恸哭出声。一阵又一阵头昏目眩,使她无力站稳脚跟……”这才是人,才是痛失丈夫后的江姐,才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活生生的人。
可惜,这种人性的反映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我在干什么?’一种自责的情绪,突然涌上悲痛的心头。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自己负担着党委托的任务!不!没有权利在这里流露内心的痛苦,更没有权利逗留。江姐咬紧嘴唇,向旁边流动的人群扫了一眼,勉强整理了一下淋湿的头巾,低声地,但却非常有力地对华为说:‘走吧!不进城了。’”
革命压抑着人性,爱情!
我读到这里,流泪了。不是为江姐的崇高革命行为流泪——这种高昂的、明朗的悲怆情调,是无法换取我的眼泪的。是她看到丈夫被害后那“原生”的不加任何掩饰的痛苦感动了我。多灾多难的爱情,在具体的写作中总是以强大的生命力衬托着革命的干枯和简陋。
那是一个公开敌视思想、人性、,漠视公众命运,与艰难的时代变革相脱节的时代。文学由此也只好完结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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