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心甘情愿花20万美元让他以公派的方式留学耶鲁一年，并因此成为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耶鲁世界学者”。
他在全球著名的达沃斯论坛上为一个患白血病的朋友向顶级制药公司高管寻求帮助，并因此成为诺华全球总裁来中国一定要见的人。
他24岁前已经采访了200位世界政治、经济、学界的顶级人士，成为“采访外国政商领袖最多的中国记者”，并因采访与许多人成为忘年交，比如刚刚托女儿去他新书发布会捧场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就是他“出来一起喝喝酒”的朋友之一。
他英语好到让人嫉妒得想学日本武士切腹，但他却只用汉语拼音rui chenggang做英文名。他开一辆中华车，因为曾用博客把星巴克请出故宫而名噪一时。他刚刚31岁。
他是芮成钢。
而这些，都不是他追求的，他只是希望自己自由，并且更有意思——这是他采访了上百个制造成功故事的名人之后，最坚持的原则。
你们需要的不是职业规划和成功，而是选择的权利和冒险的动机
跨国500强企业的高管，金融巨擎的中国首席代表，包括一位美国极富传奇色彩的资本运作高手，曾三次请芮成钢吃饭，希望他成为自己在中国的业务负责人，芮成钢谢绝了。“我不喜欢那种生活。让我拿一个比现在高出好几倍的薪水在国贸19层以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进进出出。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吸引力。”这个长句子他说得异常流利，显然已经经过反复思考，成为个人信条。
本以为芮成钢是一个对自己的未来考虑得非常现实又周详的人。他接触的每个人都有能力给他一个塑造截然不同的职业生涯的机会。但是在采访中却发现。他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人生规划，只要求“有趣和自由”，而所谓自由，就是拥有选择的权利，随时可以抛下一切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包括他现在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芮成钢现在都坚持租房子住的原因。他希望人生不要这么快固定下来，仍旧充满冒险的可能。
芮成钢的座右铭是美国小说家菲兹杰拉德所说的：“the test of a first rate of intelligence is to have two opposed ideas al the same time and still retain the ability to function，”(最高的智慧莫过于在自相矛盾的情况下仍能够发挥作用)这似乎能解释为什么我觉得他是一个追求“严谨与进步”和“自由与散漫”的共生矛盾体了。
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他终日与全球知名人士打交道，论起朋友动辄就是某国政要、某金融巨头、某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另一方面，他恰是因为与这些人靠得近，所以更能看清真实。“看得越多，越能保持一颗平常心。”在芮成钢的眼中。镜头里宽敞的白宫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不过是用广角制造出效果的小房间，“只有我们演播室一半大，”他比画了一下三十多平方米的演播室，“白宫西翼的门尤其矮，一米九的人进去都要低着头。”而金融大鳄索罗斯在他的想象中是一个多么野心勃勃的人物，结果一见面，却发现是个面慈心软的和善老人，对挣钱已经亳无兴趣，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做慈善。这些人和事都更让芮成钢想清楚，他需要的是什么。
他说，“我有时会在晚上开车去香山，站到山顶上往下看，会发现你所焦灼的、在意的或者犹豫不决的事情，那些职场上的狂喜和刺痛，人生的喜怒哀乐都被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的万家灯火所包围着。一旦你跳出了那个圈。它们就不重要了。”
芮成钢有个朋友是宇航员。发现号航天飞机的机长，搭载航天飞机无数次升空。芮成钢问过他一个问题：从太空看地球什么感觉。那个朋友回答：地球这么一个小东西，在太空里很脆弱。那么多行星随便碰一下就没了，我们还在星球上打仗，彼此跟彼此过不去——“其实他和我站在香山顶上看北京的感觉很像，很多平常你特别在意的事其实没那么重要。人生嘛，和那个用手握住沙的故事一个道理，太用力把握反而容易失去，所以有很好，没有也没关系。”
我就像一个10年都坚持车零件的车工，不管天生资质如何，肯定有自己的积累
“开始之前。结束之后。”如何面对这两个时段，足以考验一个主持人的天分。而芮成钢的天分恰在于他不把自己定位为主持人——他介绍自己工作经历的习惯说法是：过去的10年我一直在做财经记者。工种没有变。
他说：“打个比方，我一直在做一个车工，10年来一直在练习如何去车一个零件，我没有去做钳工、水暖工或者焊工。不管天生资质如何。就一个10年车工工人来说，对如何才能更好地去车一个零件，肯定有自己的积累。”这就是他的天分。
“在我们小时候，一个主持人可以又做财经节目，又做文艺节目，甚至我记得有个北京台的主持人星期一做新闻，星期二做财经，星期三做文艺。星期四做体育，一个人什么都做，我觉得那个时代正在逐渐离开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是专业记者，假设我是一个球迷，有非常好的关于体育的观点，我就能够通过很多渠道像专业的媒体从业者那样，成为大众获得信息的平台。”芮成钢说。
以前我们没有那么多娱乐产品与手段，大家最大的消遣可能就是看电视，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因此有可能成为大家都喜欢和关注的对象，今天已不可能。众多先决条件需要你必须深谙你所播报的话题，能针对问题有自己的分析和观点，能够适宜地向专家抛出专业的问题，并且要可以找到你所关注领域的专业人士做智囊团去共同探讨问题的本领。
“做这行一定要有一种专业精神，专注于一个领域。别想着什么出名主持什么，什么火播报什么，‘想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喜欢’本身没有错，但今天不再是一个‘广泛受欢迎时代’，媒体从业人员要做到‘了解’一个专业领域所需要的知识储备也越来越高，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各方面都很强的人，只能把一件事做好。”
趁年轻的时候，要让自己高高兴兴地做一些最有意思的事
芮成钢很赞同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一句话。“我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交流者。但是我交流最伟大的内容。”他用学英语举例子，很多人只是片面地注意英语的发音是否标准、说得是否流利。“其实关键是内容，是语言背后的思考、观点和内在的逻辑。语法错误没关系，发音不对没关系，中国口音没关系，关键在于是不是值得听的内容。”他说。
此外，通过这些年的采访，芮成钢发现他接触的高端之中，人们形容另一个人棒的最高评价不是他的身家背景，不是因为他是首富或者某某公司的高层，而是说“这个人很有意思”。“后来在耶鲁读书，我也注意到，这是一个在美国知识阶层很多人认同的标准说法。反过来，当说一个人boring，那就是批评他最狠的话了。所谓有意思，应该是代表有某种思想、判断和激情的人，他可以是任何职业。但是同这样的人一起交谈，你能得到一些新的想法和角度。”芮成钢说。
他觉得耶鲁法学院遇到的那几个一毕业放下几十万美元的高薪、准备来中国两年四处游历一下的法学博士是有趣的，他们能说出“钱，以后有的是机会挣，趁年轻的时候，要让自己高高兴兴地做一些最有意思的事”；而那些“考不考大学，考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毕业找什么工作，让家人、学校甚至社会替我们选择，搞得自己最后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对什么真的感兴趣”的学生是无趣的；那些“大学一毕业就攒钱、找父母要钱、借钱买房子。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敢冒险、小心谨慎，天天想着供房供车，失去了年轻人该有的朝气、勇气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机会和可能性”的学生是无趣的；那些评价人只会把兴奋点集中在财富和地位上，很少去真正感觉一个人的精彩之处的人、媒体和社会是无趣的。
所以，他致力于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交流伟大内容的沟通者，他说自己做这份工作最快乐的事在于能把中国的事用英文讲给外国人听，把世界的事情用中文讲给中国人听；在于可以和全世界有趣、有影响力的人士进行沟通，不管是政要还是财团ceo，不管是赢家、输家，还是金融风暴的晴雨表，都可以去分享他们的观点，从360度的角度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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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sa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