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世界上少有的那种对时间的流逝极其敏感的人——这不是自我夸耀，因为对时间敏感可能是缺点：它让你不能安宁，总是焦虑。相聚还没有开始，你就预感到离别，开始为离别惆怅；青春还没有演绎开放，你就为年老痛心；大家刚刚开始喝茶闲谈，你已经开始吝啬你的时间，想着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没有做。
我不是一个麻木的人，我不能看着时间流过身旁而无动于衷；我也不是一个阔绰的人，即使有些钱，已经不是一个穷人了，但是，我依然不能享受闲暇。忙碌不为别的，有的时候仅仅是想把那些时间抓在手里。
我甚至愿意用金钱买时间。1999年到上海后，我几乎没有乘过上海的公交车，一直打的。这不是因为我有钱，而是因为我不愿意为了三公里的路程在路上浪费两个小时。那些公交车是如此慢，仿佛对身边流逝的时间一无所知。碰到那些每天要花三个小时乘公交车上下班的人，我就会感到忧伤——人的一天有几个三小时？除了吃饭睡觉，我们一天真正能拿来工作的时间不足八个小时，三个小时可以做多少事情啊！却坐在车上一路晃过去了。
作为一个1968年出生的人，我今年已经43岁了。我的曾祖父、祖父都死在73岁，父亲说，我们家的男人遗传寿命恐怕就是73岁吧。他是不是对的呢？我想多半是对的。有什么理由渴望更长的寿命呢？内因，我们走不出遗传；外因呢，我们生活的环境并没有变得更好，污染更严重了，生活的压力也更大了。我想我已经真切地走过了人生的一半。在这一半中，又有一个半，我是在懵懂的童年，在接下来的一半的人生里，我还将有一半要花在我垂暮的老年上……走进40岁，人生给我的一个精神性的提示是什么呢？死亡。这个概念，通过我祖父祖母的过世、我哥哥的病重而来到我的面前，非常真切。
因为《直来直去》的出版，去北京做宣传，遇见章乃器先生的公子章立凡先生，我让他给我看看面相。他对我说：“你要到41岁才能安定。”听了他这个话，我立即服气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心里对自己说，慢下来、静下来、停下来，听听、看看、想想，一切就都很好了，不一定要做什么，你没有力量改变世界。但是，身体力的冲动依然故我，它让我不能安宁。在北京的时候，和许戈辉对话，她说：“也许你就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安定的人吧。”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实在是非常伤感的。老实说，已经有三年多了吧，我在内心唯一对自己说的话只有这样一句：安静下来。可是我内心的波澜渐渐平息，耳边的喧嚣渐渐停止，手头的文字渐渐安宁，眼前的世界渐渐止歇，风停了，太阳也已经出来了，一切都很好了，为什么我还不能安静下来呢？回上海后，我反复地回想章立凡的话，觉得那也许是一个暗示：安静不是自我修炼的产物，安静是年龄的产物，也许真的只有到了41岁，年龄才能给我足够的力量，让我安定下来吧。
41岁以后，我想做什么呢？在新加坡住了近一年，新加坡给我最重要的启发是：富有不是金钱概念，而是灵魂和身体概念——你的灵魂是安宁的吗？你的身体是属于你自己的吗？你对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到底有多大的主宰力呢？曾遇到一个搞音乐的朋友，当我赞美他钢琴弹得好时，他却对我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他才45岁呀，怎么能退休呢？他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啊，他的钢琴不是应该去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来欣赏吗？他说：“我不愿意让自己为了身外之物奔波劳碌，灵魂和身体都好像是在为别的事情忙碌，所以，我选择了退休，我要让它们真正各得其所。”是啊，身外的那些东西真的很重要吗？当我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慰，当我们的身体没有得到休息，我们在世界中只不过是徒劳无获的工具而已，它们仅仅是帮助我们占有世界的工具——我们得到一些是因为我们在出卖自己，我们享乐的代价是压迫灵魂和身体，让它们变成奴仆，我们赖以自豪的不过是我们被剥夺和奴役后得到的一份小小“赏赐”。
所以，真的很羡慕那个钢琴家。他早早退休，成了一个候鸟观察家。他背着相机满世界跑，只是为了看一眼那些飞来飞去的候鸟。那些飞鸟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从这里到那里，他也一样，在地上自由地来去，从这里到那里，仅仅为了天上的那些更自由的飞翔者。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抓一只飞鸟回家，也没有想过要为这些飞鸟撒种、耕耘。他什么都不为，仅仅是看，看过了也就过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心不为形役、不为物役，甚至不为自己役。
我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一小片蓝色的天空、一块蛙鼓虫鸣的池塘、一片淡淡的绿色的树林，而且这些我并不试图把它们搬回家，占为己有。这些东西大自然早就为我准备好了，我并不需要刻意地去和谁争而偶尔和你争了也不可能得到更多，不争也不会更少。大自然对你非常公平，它在哪里，只要你从世俗的功利中抬起头来看看，那片绿色就属于你了；听听，那池蛙鸣也就是你的了；想想，看着天空发一小会儿呆，那天空就是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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