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我去北京读书，也是父亲送的我。那是我和父亲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甚至是，我们第一次坐上火车。临行前，父亲也带着母亲为他准备的干粮，他自己还带了一个大大的水壶。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是在济南火车站上发生的一段小插曲。已到了晚饭时分，我和父亲还在站前广场的水泥地上坐着。夜里十一点多的火车，父亲怕我饿，就掏出包里的点心来交给我。不知道那张包装纸是什么时候被风从我们的脚边偷偷卷走的，而初次出远门的我和父亲更不知道那样一张小小的纸片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只等我们站起身要抬步时，一位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中年男人就大步流星地走过来：“罚款五块！”来人面无表情地就要去撕手上的罚单。我和父亲一下子被惊呆了，站在那里竟然一时反应不过来。到底是父亲经过的事更多一些，他的脸立马被一层讨好的笑给笼住了：“同志，请高抬贵手，我们没注意到那纸被风吹到一边了，我去拾回来，别罚吧，我送孩子去上学……”“十块！”“你看，同志，这……”“十五！！交不交？”看着对方一脸盛气凌人的样子，再看父亲一脸的巴结奉承，我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从来没有哪一刻，觉得如此难堪过：“爸，把钱交给他，我们走！”我只想用钱来保护我自以为是的尊严，父亲却不答应，他还在同对方磨：“好吧，好吧，我们交就是，就按最初的五块吧？”父亲在交钱，我已气咻咻地拉着行李远远地摔开他走。我不明白，在家里一向脾气火暴任是谁的委屈也不原受的父亲，那一刻，却为何没有骨气到那种程度。他竟然一直在笑，一直在笑，还气喘吁吁地追在我后面哄我：“孩子，五块钱，在外就够你吃一顿饱饭，就能给你买五瓶矿泉水，咱不能跟钱治气啊……”原是如此，就为了女儿的那一顿饭那五瓶矿泉水，父亲宁愿把自己的骄傲让对方践踏得无处逃遁。只是，那时，我太年轻。轻易不能懂。
及至我也做了母亲，有了自己的孩子，才明白，为了孩子，做父母的是可以忍受怎样的煎熬与痛苦。记得我和孩子刚随军到部队，三岁的女儿由于水土不服，身体一直不爽。那个寒冬的深夜，孩子牙疼，嘤嘤地哭着任是我和丈夫如何哄也不能入睡。知道牙疼很痛苦，也知道所有的医院里都不会有为牙疼而设的急诊。可丈夫还是毫不犹豫地用军大衣将女儿包裹严实，一路抱着她往医院走去。凌晨一点钟的大街，除了似乎被冻住的暗黄色灯光，还有丈夫粗粗的喘气声，静悄悄的再没有其他一点声音。我们竟然找不到一辆车。就那样深一脚浅一脚，向着远在几十里外的医院奔去。女儿，终于在爸爸的摇摇晃晃的背上睡着了，她不再哭着叫疼。那个深冬的长夜，我和丈夫就抱着她，坐在医院冰冷黑暗的走道上，相依偎着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半牙科医生去上班。事后，又谈起这事，我笑我们当时有些傻，丈夫却一脸认真地说：“我也知道那时候去了也找不到牙医，只想着抱着孩子往医院走，对她，在心理上就是一种安慰。她不是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不知道，长大以后的女儿，再听自己小时的这段经历，会作何感想。倒是我，每次想起来，心里都有一种暖暖湿湿的感觉。
诚如那位火车上的年轻学子，也许现在还不能完全读懂父亲。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懂。懂得了的他，便会在工作，在外出，在与每一位父亲相遇时，都会如今天的我一样，愿意从心底里去心疼天下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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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sammy)